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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李志刚《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的三维视角》
发布来源: 必讼 发布时间:202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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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实践与立法背景
保理(Factoring),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融资、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及坏账担保于一体的一种综合融资服务。现代保理业务发端于16世纪的欧洲,兴起于19世纪的美国。
(一)我国保理行业的历史与现状

(二)保理案件审理情况与司法应对
司法实践中,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法律争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理合同的性质与效力,是保理还是借贷,是否有效?包括以未来应收账款叙做保理的合同性质与效力问题;二是保理合同的管辖,能否将三方当事人一并纳入保理合同的管辖地法院管辖;三是虚假应收账款是否影响保理合同的性质与效力;四是保理人能否直接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五是一债多让、又押又转的效力问题;六是保理人能否同时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主张权利;七是基础合同变更对保理合同的影响。

二、规范意旨与审判实务
《民法典》第761条规定:“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该条规定最大的意义是肯定了保理合同的典型合同性质就该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四点值得注意:

1.区分保理合同与保理交易的法律关系构成
(1)保理合同仅指应收账款债权人和保理人之间的合同,不包括应收账款债务人,应收账款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主体,因此,保理合同的约定不能约束应收账款债务人;
(2)保理合同与基础交易合同是两个有关联的合同,但二者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不是主从合同关系;
(3)保理人仅仅是基于保理合同取得了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并不意味着保理人完全取得了基础交易合同中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因此,有关保理人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保理合同确定;涉及到应收账款债务人的权利义务的,应当回到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确定,而不能基于保理合同确定。

2.认定构成保理合同关系的核心要件
该条规定明确了认定保理合同性质的核心要件是应收账款转让,没有应收账款转让的内容,不属于保理。如果仅约定了催收,属于委托合同;仅约定了融资,属于借款合同;如约定由应收账款作为权利质押担保,则属于借款质押担保。此三种合同,都不属于保理合同。

3.保理合同与借款合同的区分
《民法典》第667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根据该条规定,其与借款合同的主要差别有三:(1)借款合同只有两方当事人,交易完成不涉及第三方;保理合同虽然只有两方,但交易完成涉及第三方;(2)借款合同的权利义务只有金钱的出借与返还,保理合同的核心是应收账款转让,还可能包括向第三方催收、担保等服务;(3)借款合同的还款义务由借款人履行,保理人的回款主要依靠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还款实现。
4.未来应收账款叙做保理
《民法典》第761条认可未来应收账款叙做保理,并不等于鼓励和支持保理人和交易相对人空中画饼,虚构不存在的未来债权作为转让标的,其应当具备期待利益和可确定性。所谓可期待性,是指虽然保理合同订立时该未来应收账款尚未产生,但于保理合同确定的未来时点其将会产生,保理人对该应收账款有合理期待。所谓可确定性,是指该未来应收账款产生时,其可被直接确定为属于保理合同所转让的债权范围。

(二)保理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民法典》第762条规定了保理合同的一般条款,如业务类型、服务范围、服务期限、基础交易合同情况、应收账款信息、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等,上述内容属于提示和指引,非必备条款,不因欠缺所列举的内容而直接导致保理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

《民法典》第762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保理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对此,有三点应予注意:1.此处的书面形式,并不仅限于纸质的合同书。2.根据《民法典》第490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法律规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亦成立。3.此处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在规范性质上属于倡导性规范。倡导性规范是行为规范,而非裁判规范,具有提示风险的功能,不能据此判定合同未成立或者无效。

(三)虚构应收账款对保理合同的影响
实践中,虚构应收账款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是保理企业与用款人通谋,保理人在明知用款人无真实应收账款的前提下,仍然为其提供融资,甚至协助、提示用款人编造基础交易合同。此种情形下,保理人的融资风险显著增加,但其多通过提高融资利息、第三人另行担保等方式实现风控补偿;第二种情形是保理人未与用款人通谋,但保理人仅根据用款人提交的其与虚假应收账款债务人编造的虚假基础交易合同或者对应收账款的确认,即订立保理合同并提供保理融资款,后债务人以应收账款虚假为由抗辩;第三种情形是保理人已对基础交易合同及相关凭证进行了必要审查,但仍未发现应收账款为虚构的情形。对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形,既有裁判观点均较为一致,分别支持债务人与保理人;唯对第二种情形,是否支持保理人的诉请,存有较大争议。争议的核心是保理人审查的强度要求,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要审查到何种程度。

《民法典》第763条的规定,就上述情形作出了必要的回应:“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只有保理人明知应收账款为虚构的,才能支持虚构应收账款的债务人的抗辩。就该条规定,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对保理合同效力的影响
在保理合同中,保理人是受欺诈的一方。保理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主张撤销保理合同,并要求用款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此时的损失,应当为期间的资金占用成本。如果保理人未选择主张合同无效,而是按照保理合同的既有约定,向虚假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追索权,则亦应当按照保理合同的约定,支持保理人的诉请。

2.保理人向虚构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处理
通常而言,在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债权的情况下,保理人可能存在两种“救济”路径,一种是主张债务人,另一种是要求债务人履行基础交易合同的债务。前者为侵权之诉,后者为违约之诉。
《民法典》第763条规定“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的情境,是保理人选择以基础交易合同为据,要求其履行应收账款的付款义务的路径。而保理人之所以能以基础交易合同关系为据,向虚构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是因为其从债权人处受让了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债权,承继了债权人的地位。

3.关于保理人明知的判断标准
在司法审判中,对“明知”的认定标准的把握,应当以一个普通人的常识作为判断标准,对基础交易合同或债务确认书的审查,应当以形式审查为标准,而不应苛求保理人对整个基础交易及所有可能的交易凭证进行实质审查为标准,更不应苛求保理人去实地勘察。

(四)保理人直接通知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保理合同章第764条规定赋予了保理人直接通知债务人的权利,同时要求保理人应当表明保理人身份并附有必要凭证。

(五)基础交易合同变更的影响
《民法典》第765条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允许变更或者终止,但受到双重限制:限制之一是主观动因上有正当理由,即系基于基础交易合同的履行中出现的客观事由,而非串通损害保理人利益;二是客观结果上没有实际影响保理人的利益。

(六)保理人的履行利益与救济途径
1.保理人的履行利益
就交易结构而言,常见的保理业务分类是有追索权的保理与无追索权的保理。二者差别主要在于,保理人除了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外,能否向应收账款债权人追索。

值得探讨的是,当事人约定有追索权的保理,其是否因为有向应收账款债权人追索的权利,就只能按照融资本息的模式,确定应收账款转让的对价?《民法典》第766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问题在于,如果当事人特别约定的履行利益与《民法典》第766条的规定不一致,是否产生约定无效的后果?

就此问题,还需回到合同法的本质和《民法典》规范类型的识别。王轶教授以民法协调的利益关系为标准,将《民法典》的规定划分为三类:对交易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的任意性规范、提倡和诱导当事人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倡导性规范、授予交易关系以外特定第三人以决定影响其利益的交易行为效力的授权第三人规范、对交易关系背景下民事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的强制性规范。保理合同的交易价款仅涉及保理人与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故《民法典》第766条规定的履行利益的规范,当属于任意性规范,可以因为当事人的约定而予以改变或者排除。

2.保理人的救济路径
1)保理合同对追索权的内容无特别约定
如保理合同仅约定保理人对应收账款债权人有追索权,但未就追索权的内容做特别约定,保理人选择诉请应收账款债权人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的同时,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则:从价值上看,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权利,当以扣减或者放弃对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债权为前提,否则,构成双重受偿

(2)保理合同对追索权的内容有特别约定
需要明确的是,对应收账款债权人的追索权,主要是指是否有权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权利,但保理合同约定的追索权的内容及形式,并不仅仅局限于返还融资款本息、回购两种情形,也包括保理合同将其对应收账款债权人的追索权设定为其对应收账款债权的一般保证或连带保证以及其他情形。

(七)多重转让的清偿顺序
《民法典》第768条规定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问题,明确以登记先后,作为首要的顺位依据,从立法上确立独立应收账款登记制度。虽然未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法定登记机关,但鉴于该机构已经成为应收账款质押的法定登记机关,且《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管理办法》已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纳入其登记业务范围,应当认定该机构为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的法定登记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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